戴笠，军统特务的首脑，因胡宗南的力荐，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而胡宗南在日后更深的得宠，也离不开戴笠的鼎力相助。他们二人，皆以对蒋介石的忠诚为宗旨，不断在蒋介石面前相互吹嘘，内外勾连，势力因此逐渐膨胀。以下是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予以记录。至于过往军统特务在西北地区与胡宗南之间的种种传闻，因未亲历其事，此处暂不予以详述。
初识胡宗南，是在1937年春暖花开之际。那时，戴笠正饱受急性盲肠炎的折磨，刚在上海宏恩医院完成手术不久。戴笠特地命我率领一支小组（约十余人，均为特务），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在此之前，我虽闻戴、胡二人关系匪浅，且曾数次受命在上海为胡定制军用物资，却未曾亲见其人。
胡宗南
在一天闲暇时刻，我步出戴先生的病房，打算巡视一下值班的特工人员。突然，一位个头不高却神情傲慢的人物，径直朝戴先生的病房方向走去。我正欲上前盘查，对方却主动发问：“戴先生，此处是他的病房吗？”
他询问未果，我转而反问：“你是在寻找哪位人士？”
他急忙回应：“难道你们不认识我？我是胡宗南。”
“这位是胡军长，您还未见过吧？”
踏入戴的病房，只见他斜倚在床榻上，察觉到胡的到来，便试图挺直身体。胡连忙上前扶住他，让他倚靠在床边，急切地询问：“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戴一面回应了他的询问，迫不及待地透露：“夫人不久前曾前来看望。”
听闻宋美龄曾莅临此地，他激动地接连拍打戴的肩膀，兴奋地喊道：“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夫人亲自前来看望，实属难得！”
言及此处，陈质平便邀请我与那位特殊的护士一同移步至外面的客厅。步入外室，我们仅能隐约听见胡戴二人时断时续的欢声笑语，从中得知胡戴对蒋介石的关怀备至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对戴在西安事变中的非凡表现不吝赞誉。
戴笠
“务必多加小心！”
两日之后，胡再次探访戴，此次晤谈长达两个多小时。自此，便未见他再次造访。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有幸担任军统局总务处长一职，因而得以频繁与胡先生有所交往。每当他从西安前往重庆，总是偏爱暂居于戴笠先生的曾家岩公馆。直至1944年，戴笠在神仙洞购置的宅邸竣工，他遂移居至此。
某次戴先生不在重庆，毛人凤先生接到胡某发来的前往重庆的电报，随即通知我做好接待准备，并吩咐我将戴笠先生所习惯的饮食一应俱全地准备妥当。我心中颇感踌躇，因为戴笠表面上显得颇为慷慨，然而在私底下，他却颇为吝啬，尤其是那些他专用的美食，他很少愿意任人随意取用。
毛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所思所想，随即向我解释道，对于胡宗南，戴将军比对自家兄弟还要亲近，因此我必须以对待戴将军的礼遇来款待他。若戴将军得知有任何不周之处，他回来后必定会勃然大怒。无奈之下，我只能遵从他的吩咐。
昔日，胡君造访戴宅，由戴亲自接待，我对此并不甚了解。然而，此次戴君不在家，我不得不日日前往探望，方才察觉胡君在戴宅居住，竟如同置身自家一般自在。逗留数日，几乎每日都有宴请，凡事宜依其意愿而行，毫不拘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到，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重庆，戴笠所设公馆的所在地，诸如成都、兰州等地，情形亦然。戴笠所享有的特权，不仅胡某得以随意享用，即便是胡某的亲信与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亦能享受到同等的优待。
数年来，在我陪伴戴笠身边的日子里，每逢胡先生抵达重庆觐见蒋介石之际，我们总会事先对胡先生拟向蒋介石提出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询问戴笠关于蒋介石近几日情绪的状况。若蒋介石心情不佳，我便选择推迟一两日再前往，以避其锋芒；而若蒋介石心情愉悦，戴笠则会屡次催促我及早行动。
那日，胡刚步出机舱，踏入戴宅，即刻将致蒋介石的文稿呈上，其内容我不得而知。只见戴在阅读之际，连连点头，不绝于耳的赞誉声此起彼伏。胡亦显露出得意之色。
戴笠曾多次口头叮嘱毛人凤，军统获取的任何有关胡宗南及其部下的情报，均需谨慎对待，原则上需先呈送戴笠亲自审阅；对于必须上报蒋介石的重大事项，亦应尽力化繁为简，将大事化小，小事消弭于无形。这与那些对他人鸡蛋里挑骨头的行径大相径庭，反而总是表现出无条件的偏袒。
不仅如此，唐纵亦接获戴笠的指令，于其他事宜向蒋介石举报有关胡某的情报。在将此类情报送达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时，应尽量先行批交军统进行复核，以确保将复核结果一并呈送蒋介石审阅，从而在无形中为胡某提供一层保护。尽管唐纵素来行事谨慎，但这次的处理方式仍符合相关程序，因此他得以遵照执行。
胡宗南和蒋介石
于是，蒋介石所闻所见的，无不充斥着对胡某人的赞誉之词。我曾从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那里得知，若有人直面向蒋汇报胡某的失职情况，蒋总是不愿听闻。对于官阶较高的官员提及此类问题，他尚能应付几句；然而，对于官阶较低的，他往往会加以斥责，使得对方自感尴尬，落得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胡、戴二人相聚时，言谈甚欢，往往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偶有要事需戴笠决断，我便不得不在他们兴致勃勃之际，硬着头皮打断他们的闲聊。我深知，只要不是在胡的面前提及令戴笠尴尬之事，无论是美帝对军统的资助，还是请教他如何处置，或是询问某项工程是否先行勘察再动工等类似事宜，我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胡的面前提出。戴笠在倾听我的汇报的同时，会向胡汇报情况，并得意地回应我的提问。
在我频繁穿梭于屋内之际，我亦捕捉到了他们交谈的片断。他们的对话内容跨度颇广，从反共立场到对蒋介石的奉承，再到日常生活的琐事，如饮食、衣物，乃至涉足风月。他们热衷于夸耀各自的部下如何能干，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过人之处。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日清晨，戴笠对我一顿痛骂，将我贬得一无是处，诸如“这不行那不行”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然而，转瞬之间，下午胡宗南仅以“军统的总务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一句赞赏，戴笠便将我夸赞为事务工作的能手，让我感到既尴尬又好笑。胡宗南也不甘示弱，将他的副官长誉为一位无所不能的全才。
胡宗南与戴某人在遇事时，总是携手商讨，且乐于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西北王”，胡宗南执掌着军政大权。曾有一次，他拟对陕西省主席熊斌的职务进行撤换，推荐祝绍周接替其位。
祝为，一位声名狼藉的刽子手，因其滥杀无辜、行凶无数而深受胡某的青睐，戴某亦对此人颇有好感。二人密谋之际，不料军统特务左明竟意外窃听了他们的谈话。
左明与戴笠同属黄埔六期的校友，彼时担任汉中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长，而祝则身居警备司令之位。当左明在西安听闻此事后，为了讨好祝绍周，便向他透露了这一秘密。祝遂将此事告知了自己的妻子。消息迅速传至熊斌耳中。
熊斌遂向戴笠询问此事，戴笠却断然否认了此事的存在，紧接着便展开调查，力求找出是谁泄露了秘密。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查明了是左明所为。
起初，祝闻左告知此消息，心中喜悦不已，遂即刻向左承诺，若他日后担任主席，必将邀请左明一同协助，为他提供晋升的良机。然而，此举却令戴笠勃然大怒，他立刻将左明免职，并调往重庆进行考察，同时还将此事公之于众，作为教育部的案例材料。
戴笠在军统内部遇到重大问题时，亦会寻求胡的商议，并恳请其协助。戴笠对于组建武装特务部队并无经验，因而常向胡请教。当时，军统旗下拥有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忠义救国军”，该部队最初由俞作柏担任总指挥。戴笠听闻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期间颇有建树，便将这支部队交由其统率。然而，由于俞在军统中的资历尚浅，部分特务对其并不服从，加之俞本人声名虽响，却缺乏实际办法，戴笠因此对他逐渐心生不满。鉴于在军统中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继任者，戴笠便向胡请求推荐人选，以期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
胡不仅向他传授了带兵的诸多技巧，更力荐黄埔一期生马志超担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一职。马志超在抗战爆发前，曾在戴笠主持的杭州特训班担任教育副官，后来却离开戴笠，转而投奔胡。戴笠对马志超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对胡的这一推荐深感失望。
犹记得那日马自西安赴重庆，戴命我前往迎接。当晨，戴、毛人凤与我共进早餐，谈及胡所推荐的马之事，戴面露不悦，然因胡的情谊，他只得勉力应允，且在外人面前装作热情欢迎。及至我将马接回，戴见马孤身一人，副官卫士皆无随行，遂命我挑选一名精壮卫士供他使用，并特别从他私人收藏的手枪中挑选一支上乘者赠予马，另取一支全新的德制二十响驳壳枪分予卫士，并为马配备了诸多装备。我心中自是明白，这并非对马的特别优待，实则因胡的面子而为之。马担任总指挥未久，戴便将其免职，以自己栽培的周伟龙取而代之。
胡宗南与戴笠，在私人关系上确已达到无分彼此的境界。胡曾，以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名义，在长沙选拔了六七十名女学员，将她们送往戴笠主持的临澧特训班接受特务训练。此外，他还把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部队成员及其武器装备分配给了军统特务总队，并且还曾赠送数十匹军马给特警班。然而，这不过是我所掌握信息中的一部分。
戴笠对胡适的态度，除了定期赠送一些从海外购置的奢华日常用品，更常代为在重庆向各界要员献上礼物，以胡适的名义拓展人际网络。每当佳节或那些要员的诞辰之际，诸如何应钦、钱大钧、林蔚、俞济时等人物，戴笠不仅亲自准备一份礼品，还特地吩咐我也为胡适备上一份。
戴先生极为周到，每当代他向尊贵人士赠送礼品时，总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我留意，务必确保两份礼物的内容不尽相同，以免被人察觉均出自同一人之手。以胡先生的名义所赠之物，其价值往往略胜一筹，略高于戴先生所献。
交付完毕后，戴便发电报或是在与胡的长途通话中告知一声，以便胡能顺利接洽。至于垫付的款项，戴始终自掏腰包，胡从未归还，亦未曾从军统的费用中支出。他们二人皆拥有源源不断、来历不详的巨额收入，故而无人对这点小节斤斤计较。
胡宗南夫妇
胡最珍贵的“厚礼”莫过于戴赠予其的叶霞弟。戴在栽培叶霞弟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送她赴美深造，回国后更引荐她担任光华大学教授，以期她获得“大学教授”这一显赫头衔，以便于将来在政治舞台上为胡助一臂之力。戴觉得“弟”字略显谦卑，遂将她名字中的“弟”字改为“翟”，音韵相近，但书写起来更显文雅。抗战胜利之际，戴还为他们精心挑选了位于南京的豪华公馆，一应陈设无不精致考究。
不料，这所住宅竟演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纷争。原来，该宅院的地皮属于国民党要员刘健群。当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际，刘健群以为那片地皮上由汉奸建造的洋房将成为囊中之物，不禁喜出望外，打算悠然享受这份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成果。然而，他未曾料到，戴笠早已捷足先登，不仅接收了这所房屋，还将其赠予胡宗南居住。刘健群深知戴笠与胡宗南都比他更为强势，不敢再采取强硬手段争夺，于是四处奔波，托人斡旋，寻求和解之道。戴笠因事务繁忙，对此未予理会。待戴笠不幸去世后，刘健群便迫不及待地指使妻子和孩子，每日上门吵闹，甚至睡在门口，以此施压。鉴于刘健群亦非易与之辈，毛人凤遂命我为他另寻住处，将此房屋让出。
胡宗南与戴笠，两人皆怀有勃勃野心，夙夜梦想着能继任蒋介石之位。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胡宗南的狂傲更胜一筹，而戴笠则显得更为狡黠。
在那次难得的机会中，我有幸聆听他们畅谈数小时，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一印象的深刻理解。
在那个时期，美国特务机构的头目梅乐斯赠予戴笠一部由二十门组成的自动电话机。戴笠即刻令我为他曾在的曾家岩公馆内的每一个房间——包括浴室——都安装了一部自动电话。鉴于他每日洗浴两三次，即便沐浴于浴盆之中，也能随心所欲地拨打电话。
我陪同总务处电话队的技正逐一考察各个房间，以了解设计装置的布局。与此同时，戴与胡在卧室外的起居室中热烈交谈。我穿梭于这几间房之间，断断续续地聆听了他们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他们毫无保留地讨论着未来如何平分天下的策略。胡鼓励戴积极争取在政治和经济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储备相应的人才。戴对胡赞誉有加，认为他在军事领域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而胡亦表现出对军事统治的野心，宣称自己将成为无人能及的领导者。
每当听闻这些对话，我便心生忧虑，若蒋介石不幸离世，国民党内部恐怕将陷入一场关乎权力与利益的残酷争斗，生死攸关。一旦局面演变成仅剩两人相争，恐怕还需经过一番激烈的内斗方能平息，绝不可能出现一方专注于军事，另一方则满足于政治的局面。胡当时不仅涉足军事，亦深陷政治漩涡，其军权所及之地，政权亦随之掌控。甚至连他最信任的朋友所建立的特务组织，他也自行建立了一套系统。
昔日，胡宗南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其副长官部负责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并非戴笠所派遣之人，而是由其亲信刘庆曾担任处长一职。彼时，其他单位几乎均受军统操控，第二处亦然。然而，胡宗南却不同意由戴笠统筹安排，选择独立运作，自成一派。
彼时，在胡宗南的特务组织中，除了刘庆曾之外，尚有刘大钧等数位小头目，均为其亲自栽培和培养。
自胡当任第一军军长伊始，刘庆便担任参谋处第二科科长一职，始终负责领导他的那支特务组织。在那个时期，凡隶属于“中央”体系的军队与军事机构，蒋介石均禁止其建立独立的特务体系；戴笠若得知此事，便会想方设法将其夺为己有。然而，胡某却因与戴笠的特殊关系，得以成为例外。
众所周知，军统特务们皆深知二人间的特殊关系，无人敢贸然向戴笠提议将其关系规范化。尽管如此，私下里他们怨声载道，对胡某在无线电通讯领域对军统的信任程度表示怀疑。然而，戴笠始终秉持敬业之心，为胡某推荐了大量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士，并慷慨赠送了多部美制军统专用无线电台。胡某多年来始终将无线电通讯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未曾将其交给军统管理，亦禁止其特务参与军统组织。
胜利结束抗日战争后，副长官部予以解散，胡某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防部第二厅随即指派军统特务金树云担任第二处处长。胡某只得将刘庆曾调任为少将高级参谋，同时仍保留了刘所领导的特务组织，该组织独立运作，并未并入军统特务系统。
戴笠虽在表面上对胡宗南倍加推崇，并鼓动其统一军事力量，但私底下，他并未松懈对军队建设的关注，而是想方设法加强军队建设。他不仅大力发展特务武装，还大力培养军事人才。1944年，戴笠在军统掌控的军令部第二厅举办的谍报参谋班中，特别成立了一支高级参谋队。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荐包括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在内的数十名军统特务，前往陆军大学将官班、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地接受培训。他的这一举措，一方面有助于部下获得军官资格，另一方面也为军统网罗了一批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人，均为陆大毕业后被吸纳进入军统的。
在军队事务的处理上，戴笠并未获得胡宗南的助力。戴笠曾恳请胡宗南将范汉杰转交给他，以便担任税警总团长的职务，但胡宗南始终未予同意。戴笠寻求任命忠义救国军为总指挥，胡宗南则推荐了曾追随戴笠的马志超。相较之下，那些曾在军统任职，反共立场积极的分子，胡宗南却竭力吸纳并纳入麾下。梁干乔曾长期效力于戴笠，因其在反共事业上的活跃表现，转投胡宗南麾下，担任耀县专员一职，专责执行对延安的封锁等不法行动。
又如戴笠麾下最为活跃的红人赵龙文，昔日曾担任杭州市警察局长一职，后受胡某之邀，加盟其幕僚团队，成为“智囊团”中的一员。
总的来说，在那些攸关个人切身利益且关乎未来前程的关键问题上，他们两位实则并未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往往各怀心思、各有盘算。在蒋介石尚未离世之际，各人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并非根本利益冲突的问题，他们尚能巧妙地联手，关系颇为紧密。
戴笠每逢在部属面前，总不吝对胡长官大加赞誉。每当他从西北的视察之旅归来，他都会在纪念周上不遗余力地夸赞胡长官。他言辞中屡次强调，“胡长官”在治军之道上的卓越才能，军队的精锐程度，装备的优良品质，以及在反共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仿佛若非胡长官镇守西北，共产党便将兵临重庆城下，蒋家王朝的江山似乎全赖胡长官的守护。
戴笠不仅在特务同仁面前对胡宗南大加赞誉，更是向他那位美国上级大力推崇。我曾记得，他首次陪同梅乐斯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视察之际，惯例性地提前召集了几人共进早餐，同时亦着手布置他离行后的各项工作。那一次，他倾注了相当的时间向梅乐斯详述胡宗南的品行，以及他在蒋介石麾下举足轻重的地位、所统率的军队乃中国最为精锐的力量，以及他在抵御和防范共产党方面的关键作用等。梅乐斯听闻后连连点头，并流露出一副欣然的神色，表示亲自前来视察实感荣幸。
戴笠和梅乐斯
1944年，梅乐斯因病返回美国休养，期间由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暂代副主任一职。有一次，胡某从西安抵达重庆，戴某特意陪同他参观中美所。在向贝乐利介绍胡某时，戴某对其大加赞誉。我站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幕，只见贝乐利在听完戴某的介绍后，再次与胡某热情握手。胡某那得意忘形的表情，甚至让旁观的美国特工忍不住转身窃笑。
胡宗南在讨好美国方面颇具手段。每当他在中美所参观，遇到美国人时，他总会主动上前，热情握手，并期待戴笠与贝乐利为他引见。许多熟悉他的美特也乐于与他互动。对于美帝的一切，他无不赞誉有加，并向每位美特表达慰问之情，对他们大加赞赏。果不其然，胡宗南离去后，众多翻译纷纷反映，美特们对他的印象颇佳。戴笠自然也将此消息告知胡宗南，让他不禁多次开怀大笑，得意洋洋。
戴笠无论踏足何方，无不先行告知胡，且始终与胡维持着紧密的沟通。他们之间交流电报，运用的是数套秘本，除了日常所用的之外，戴笠还随身携带一套亲笔翻译的秘本。所谓“亲译”，实则并非由他们亲自解读，而是由极为信任的亲信代为翻译。其目的在于确保所讨论的问题，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够知晓。
戴笠曾仓促决定前往贵阳，却因匆忙而未能及时通知胡。胡在戴笠离开后的翌日，向他发送了一份亲自翻译的电报，然而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却无法解读。这是因为戴笠随身携带了那套用于亲译的密本，因此他们之间的一些秘密事务，即便是当时的毛人凤也难以完全洞察。
在彼此往来的电报中，戴笠时常将反动派内部发生的种种问题告知胡，以确保在某些关键议题上能步调一致，或相互研讨。在讨蒋介石欢心的策略上，二人几乎如出一辙，除了在反共反人民以及迎合蒋介石去除异己的愿望上竭尽全力，还都致力于走内线，为蒋介石处理私事，从而成为他的心腹。在这一点上，两人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位妻子陈洁如及其幼子蒋纬国托付给胡宗南照料，而将同胞兄弟交给戴笠安置，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与蒋介石亲信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和陈洁如
1946年春季，戴笠不幸因飞机事故丧生。胡先生闻此噩耗，悲痛不已，立即赶赴南京，亲自前往中山路357号进行悼念。我和几位资深特务同仁也随即前往，协助料理相关事宜。
胡进门目睹戴的遗照，泪如泉涌，立刻冲入灵堂，紧紧抱着棺木悲声痛哭。哭泣良久，他方才向我们询问戴为何不幸坠亡的详情。彼时外界流言四起，胡自己也听闻了不少，于是他追问我们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向他解释，经过详尽的调查，已证实并无他人对其图谋不轨，实乃气候因素作祟，驾驶员不慎撞山导致不幸事故。
他本计划前往戴不幸离世之地一探究竟，然而由于路况不通汽车，只得蜿蜒穿梭于众多小径，最终作罢。我将戴离世后整理遗体的照片递给他，他泪眼含悲地接过了这些照片，绕着棺木踱步两圈，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
戴笠离世后，毛人凤接过了他的事业接力棒，对胡宗南的信赖不仅延续，且更加深重。在军统遭遇四面八方的挑战之际，胡宗南始终坚定支持，屡次在蒋介石面前为其美言。众多特务对胡宗南的此等行为心存感激，坚信他始终如一地关怀着军统。毛人凤对胡宗南的尊敬与戴笠在世时无异，依旧频繁向他汇报南京方面的动态，只是电报的频率已不及戴笠时代那般频繁。
1947年秋末冬初，我有幸前往西安拜访胡先生，目的在于解决军统在西安所持有的数万包面粉问题。至于这些面粉的来源，如今已难以追溯。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与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因争夺这批面粉而争执不休，最终矛盾升级至保密局层面。毛人凤通过电报指令金树云将面粉上交，但金树云并未从命。于是，毛人凤亲笔写信，命我携信面见胡先生。胡先生阅信后，即刻将金树云召来，责令其将面粉交由我处理，并明确指出绥署对此物并无需求。得益于此，我得以顺利将其变卖。
在西安，我正忙于处理面粉之际，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秘密搜捕西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整理出的线索中，我们发现了胡宗南的秘书以及其西北通讯社负责人竟是中共党员，他们已在暗中活动多年。此事非同寻常，意义重大。胡宗南在西北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不仅对日抗战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反而全力对抗共产党。如今，竟然发现他的身边隐藏着共产党人的身影，这对于胡宗南而言，无疑是最为尴尬之事，定会招致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我与叶翔之同寓于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夜半时分，他忽然将我从睡梦中唤醒，言及此事关乎胡宗南的声誉，征询我的意见。我建议他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料想一日之内便能获得回复。翌日，毛人凤的电报回复到来，指示称，鉴于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首先向胡宗南详细禀报，并将所有案卷一并呈送其审阅。
胡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位向来注重面子的他，得知自己的亲信之中竟有人加入共产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脸色都变得铁青。他当机立断，决定亲自处理涉及自己部下的几人，并告知叶翔之无需干涉；甚至在向蒋介石汇报时，也需将这几人特别列出，绝不能让蒋介石得知此事。
那日，我与叶翔之一同受邀于其府上共进晚餐。提及此事，他不禁痛心疾首，未曾料到身边竟有共产党员久未察觉。他以自嘲的语调向我们解释，由于他全神贯注于军队事务，对于此类事情未曾给予足够的关注，实属疏忽。他坦言，昔日甚至对范长江是否为共产党都一无所知，直至他向蒋介石推荐范赴美，却被蒋介石斥责，称其连范长江是共产党都不明所以。
我们只得回应道：“长官事务繁重，自是无法分身细究此类琐事。实则，这反映出我们工作上的不足。”总算为他提供了一条退路。
他担忧叶翔之将此事宣扬开来，从而对叶产生过分亲近的印象。在与我们交谈之际，他总是屡次提及与戴笠的交情，仿佛生怕我们遗忘一般。当叶翔之计划前往兰州以搜捕当地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立刻慷慨地将自用的小型专机借予叶翔之，以便其飞往兰州。然而，飞机在平凉遭遇故障，险些导致叶翔之丧命。胡宗南得知此事后，立刻焦急万分，立即与驻西安的空军取得联系，并派遣另一架飞机将叶翔之从平凉安全送往兰州。
1949年春季，我有幸前往上海拜访毛人凤，他特意叮嘱我，在抽空之际，前往西安一行，负责将叶霞弟接到昆明定居。同时，他还特别关照，在昆明为我寻觅一处雅致的住宅，供胡宗南居住。鉴于胡宗南与陈诚之间素来关系紧张，胡宗南并未打算将叶霞弟送往台湾，而毛人凤亦期望她能在昆明安顿下来。
直至那年夏日，我才得以前往西安与胡会面，这表明我在昆明已为他安排好了居所，期望他能将叶氏一家接到昆明定居。然而，当他目睹局势已无可挽回，大陆难觅安宁之地时，他决定暂不将家眷迁往昆明，而是选择送往台湾。
在那次对话中，他对云南的局势向我咨询了许久。虽然他并未明确表态即刻派遣部队前往云南，但对这片土地的觊觎之情溢于言表，认为其地势优越，既可以退守，亦能固守，远胜于西北之地。从他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他对西安的守卫已经丧失信心，尽管他在我面前依旧口口声声表示有应对之策。这一点，从他当时的一番谈话中便能窥见其内心的焦虑与苦闷。
他对蒋军将领在淮海战役中的不团结，导致被逐一击败，全军覆没，感到极度不满。我曾鲁莽地询问他，西安是否会有问题？他回应我的问题时，态度仍旧傲慢，但终究透露：“只要友军不拖后腿，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他还自信地宣称，在蒋军将领中，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无人能及。他吹嘘自己与共产党正面交锋已有十余年，总结出一套独到经验，认为自己的策略胜过共产党。然而，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目睹西安在短短一两天内宣告解放，而他则匆忙逃往汉中。
战后，我有两次机会赴西安，目睹了盛文、袁朴、汪震、董钊等高级将领沉迷于奢靡生活，日夜沉迷于赌博与纵欲。我曾向当时军统在西安的几位负责人询问，为何这种现象长期未得到整治？原来，戴笠曾大肆宣扬胡宗南治军严谨，且身先士卒，这让我产生了疑问。
他们回应道：“胡长官素来自豪于部下的表现，谁若胆敢向他提及这些人的不光彩行径，恐怕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遭遇挫折。因此，大家都不愿提起，如此一来，方能皆大欢喜，维持一团和气。”他们还透露，胡长官对自己的部下也设有特务进行监控，这些情形他自是心知肚明，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被揭露，便随意处置，得过且过。
在与胡见面辞行的最后一刻，他叮嘱我需将云南的最新动向随时向他通报。我重返云南之后，鉴于未曾与他商定使用加密的通讯方式，仅向毛人凤发出了一封电报，请其代为转达给胡先生，以汇报云南在夏秋之际的状况。遗憾的是，并未收到他的任何回复。
1949年秋季，毛人凤暂居于昆明我家期间，屡次感慨万分，提及胡宗南未采纳其建议，未派遣两三个军部至云南，若是如此，云南恐已落入军统手中。加之，毛人凤欲在昆明处决众多进步人士，却遭遇卢汉的坚决拒绝与有意拖延，此情形令他颇为不悦。
当胡宗南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被迫撤离陕西，逃至川陕边境之际，毛人凤曾通过电报向他详细通报了云南的实时局势，并建议他紧急抽调部分兵力火速驰援，以巩固云南的局势。对此，我抱有极高的期望，并多次向毛人凤询问胡宗南对此的回复。
直至10月初，毛才对我透露，胡已回电告知，目前尚无适宜的部队可供抽调，然而他承诺必将想方设法派遣兵力前往云南。毛同时告诫我务必保守此秘密，然而直至云南和平解放的前夕，我始终未见他承诺的部队有任何动静。
我所掌握的关于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相关信息仅限于此。至于他与其他军统要员，诸如郑介民、唐纵等人，我仅目睹了他们之间寻常的互动，对其间的特殊联系却一无所知。